清朝入关后,最初他们高举“帮明朝报仇、剿灭流民军”的旗帜,并且表面上也极力宣扬要“善待”和“恩养”明朝宗室。然而,短短两年内,随着李自成的死亡以及南京弘光政权的迅速灭亡,清军的八旗兵锋已经横扫了广阔的中国疆域。清廷认为,明朝的宗室已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利用价值,因此决定开始大规模清除这一群体。
公元1646年,清廷发动了著名的“金印案”,以“私藏金银印信”“意图勾结南明”“谋逆为乱”等理由,开始对所有在京的明朝宗室进行大肆株连。被俘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以及一众被拘押的明朝亲王,包括潞王朱常淓、衡王朱由棷、晋王朱审烜、荆王朱慈煃等13名明朝藩王,以及他们的后代,全都被处决于北京的菜市口。
同时,清廷还发布了针对明朝宗室的严令,明确表示:“凡故明宗室……若穷迫降顺,或叛而复归,及被执献者,无少长尽诛之!”这意味着,不论是被迫投降还是复归的宗室,都将遭遇斩首的命运,无论年龄大小,毫不手软。
同年12月,清军攻占广州,灭掉了绍武政权,并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长达十二天的时间里,清军残忍杀害了广州城中的数十万男女老幼。此外,绍武帝朱聿鐭及其亲王,包括周王朱肃罒、益王朱思厶等24名宗王,也都在这场屠杀中丧命。
清军在全国各地的征讨过程中,对明朝宗室的捕杀仍然未曾停歇。根据《清实录》的记载,许多宗室的名字出现在了这场血腥清算的名单上,包括樊山王朱常阘、乐安王朱谊石、曲阳王朱盛渡等,几乎每个地方的宗室都未能幸免。
展开剩余74%有些现代评论者将这些死去的宗室视作“罪有应得”,认为他们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源。然而,实际上,大多数的明朝宗室并不像那些享受锦衣玉食的藩王那样奢华,他们往往是不得不靠微薄的俸禄艰难度日,甚至连从事小买卖的权利都被剥夺,生计十分困顿。即便是贫困的远支宗室,向皇帝上奏请愿做小生意以补贴家用,皇帝也会以祖制为借口拒绝他们,根本没有丝毫帮助。这些宗室子弟,本身就是明朝体制的牺牲品,又怎么能因明朝的灭亡而遭到批判呢?
即使是那些在王府中享受优渥待遇的藩王,他们的生活也并不自由。离开府邸的范围稍远一些,就会被视作叛逆,处处受限。受限的这些高贵人物,除了过着受尽压抑的生活外,还时常陷入财富的聚敛与享乐之中,几乎无法发挥他们的潜力或为国家做出贡献。
明朝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其失败的宗室制度。朱元璋设立的宗室制度相比于汉、唐、宋等朝代,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降等袭爵制度,导致每一代的帝王都会给自己的亲王分封更广泛的领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的数目急剧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也随之加重。为了限制藩王的权力,明成祖朱棣将军事和政治特权用经济利益进行交换,实质上把宗室成员当作“养废”的存在。这样的做法从根本上削弱了宗室的作用,使得他们不仅无法在政治上协助皇权,反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复辟之后,他也因自己的失败经历更加对宗室感到警惕,甚至连亲王的亲生母妃去世时,亲王回京奔丧的请求也被拒绝。皇帝的这种防范心态,最终使得宗室逐渐成为无法参与国家政治的高层阶层,导致了朝堂上的权力逐渐集中于士大夫和科举仕族之手,皇帝的权力愈发孤立。
在中国历史上,从两晋南北朝、隋唐到后来的北魏、金、辽、元、清,宗室成员一直是支撑朝廷的中坚力量。无论是担任高官还是指挥军队,他们都是政权的坚实后盾。即使是唐朝,玄武门之变后的宫廷斗争,也未曾让唐朝宗室失去在政权中的地位。与之相比,明朝的宗室,特别是从朱棣之后的宗室,完全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力,甚至被视作威胁,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孤立无援。
从历史角度看,明朝的失败,恰恰是因为过度依赖官僚士大夫,忽视了宗室成员的潜力。甚至可以说,明朝最后的灭亡,部分是因为这些宗室被当作“天敌”一样加以打压,错失了可以为国家和皇室提供支撑的机会。而当时的宗室,如果得到正确的利用,也许能够在明朝灭亡后起到恢复政权的作用。
然而,明朝最后的遗憾之一,就是在国家大乱时,唐王朱聿键(后来的隆武皇帝)带着王府的护军北上勤王,在几次与农民军的交战中,曾经给过朝廷希望。然而,崇祯帝对他的大怒,最终导致他被废除为庶人,囚禁在凤阳高墙中,受尽折磨。朱聿键的悲剧体现了当时明朝皇帝的偏执与狭隘,他们不愿放下对宗室的控制,最终错失了恢复明朝的机会。
因此,明朝的灭亡不仅仅是外敌入侵的结果,也是其宗室制度失败与对内政治机制的严重失误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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