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李翰园。原标题《破获额济纳旗日本特务机关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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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翰园(1902-1974)
李翰园(1902-1974) 原名李林,别号毅安。甘肃临夏人,早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北平陆军军需学校毕业。1925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广东黄埔军校经济教官。后来,同党组织脱离关系。1928年,到马鸿逵的第四陆军总指挥部供职,当时任宁夏省民政厅长。任黄埔军校教官,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需处副官长。
参加南昌起义,后任马鸿逵第四军参谋处长,第十五路军教导团长、少将代理军参谋长。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1936年春起兼任宁夏省政府民政厅长,兼三青团宁夏支团部筹备主任。李兼任了民政厅厅长,绶印双挂,权势过重,引起马的亲信苏连元、海涛、马如龙、翦敦道被人们称为“四大金刚”的嫉妒,这四人便经常向马鸿逵进谗言。马鸿逵偏听的多了,便又对李不信任,在1934 年拒孙之战后,进行“肃军、肃政”,先革掉李的军职,不到一年又将其挤到建设厅,让亲信海涛继任民政厅长。 1938年2月起任宁夏省政府建设厅长,兼国民党宁夏省党部执行委员。1947年党团合并后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任联勤总司令部经理署技术委员会委员,经理署兰州被服厂厂长。1949年初到香港,同年秋参加黄绍竑等的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各界协商会秘书长,甘肃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及省人委委员,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甘肃省委会副主任委员。被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政协常委等职,在第四届人代会预备会期间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
兰州谍战大事记(兰州日报——兰州谍战 上演真实版“潜伏”故事)
●1935年,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府所在地定远营正式设立机构(驻祥太隆商号),在阿旗公开大肆进行特务活动。
●1936年,江崎寿夫、大西俊仁、松本平八郎等50多人侵入额济纳旗,在东庙设特务机关部,江崎寿夫(少将)任机关长。他们武装占据了赛日川吉庙,武力驱逐了喇嘛和蒙族医生,强占牧民60多峰骆驼用来驼运侵华物资和弹药。他们除了在该地测量道路,设置无线电台,运送军用物资外和生活用品外,还在东庙空旷的佛教广场修建简易飞机场,将东庙的医学部建成了大型的飞机加油站。日军飞机从飞抵额济纳旗开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飞行一万多架次。日军以额济纳旗为基地,建成了战略“桥头堡”,袭击和轰炸兰州、延安、榆林、哈密等地。
●1936年2月29日上午11时,日本飞机127号1架,未经同意降落兰州东郊机场(也叫拱星墩机场)。有陆军武官羽田嘉郎、田野初、太理正义、小尾哲兰、参谋堂协克雄、阿部正直等6人“来兰游历”,并要求拜见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晤谈20分钟后,晚宿大通旅社,次日离兰。这次实际上是日本飞机宏站兰州前夕的“火力侦察”,以窥探兰州的航空设施、防务情况,试探甘肃军政大员对日本的政治态度。
●1936年冬,南京国民政府来电责成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和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杜聿明两人带队前往额济纳旗取缔日本特务机关。后因发生“西安事变”,又电令暂停行动。
●1937年7月7日,南京政府第二次令李翰园率随员取道兰州、酒泉赴额济纳旗取缔日本特务机关。适时有额济纳旗专员王德淦潜来酒泉,向李汇报了情况。当晚12时,日本特务便被解除了武器关押在一个帐篷内。
●9日,李翰园在二里子河站接宁夏来电,另一日本特务机关押着满载航空汽油的骆驼100余峰,从宁夏磴口县出发经过定远营、马鬃山去西安,着相机办理。
●9月2日,李翰园押解日本特务及汉奸回到兰州,行至学院街(今武都路)时被群众发现,愤怒的人群越聚越多,并高呼口号,用石块投掷日特,围困达3、4个小时方押入监狱。
正文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侵略,遂派遣大批特务,组织特务机关部,节节向西北各省进行间谍活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前,它的魔爪沿绥远、新疆的汽车路伸向绥远的各盟,宁夏的各旗和甘肃的酒泉、武威各专区。企图:(1)打通日、德(希特勒德国)国际路线,包围苏联和蒙古共和国,切断中苏交通;(2)制造甘、青、宁三省民族间事变,以达到其侵略我国西北的野心。一九三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派我负责取缔宁夏省额济纳旗日本特务机关的任务。兹将破获额波纳旗日本特务机关的经过记述于下。惟因时隔二十五年,有些时间、地点、人名等记忆不详,只有先述梗概,容后再作补正。
日本特务机关在额济纳旗的活动情况1.额济纳旗是原宁夏省所管辖的一个蒙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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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政府所在地叫做东庙,位于绥新汽车路二里子河站西南约50华里处。二里子河属额旗,北距蒙古共和国边境仅20华里。由东庙东南行约一千华里到宁夏省阿拉善旗旗政府所在地的定远营,只能骑骆驼,不能行汽车。由定远营到宁夏省城210华里,可通汽车;由东庙向西南行到酒泉约600华里,当时没汽车路,只能骑骆驼由东庙向西北行到猩猩峡约1,000华里,可通汽车。该旗约人口约2,000人左右,纯系游牧生活。当时额旗旗长叫图王,系图布森巴扎尔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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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六年,日本特务在东庙设机关部,其机关长为江崎寿夫(少将),除了在该地设置无线电台,汽车、骆驼经常由绥远白灵庙沿绥新汽车路来送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外,还在该地设军用飞机场,开办白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不定期的航行。日本特务不时出现于酒泉、武威和宁夏省城。马鸿逵还在省政府大礼堂为日本特务举办秦剧晚会。
3.图王和其弟塔王(塔旺嘉布),在日本特务四五年时间的威胁利诱之下,逐渐倾向日方,对南京国民政府派驻二里子河站工作组的专员王德淦经常威胁,使其离开该旗。是年夏,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范希天)去二里子河工作,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进行加害,范仓皇奔逃,昼夜兼程,返回宁夏,省府据报转报南京国民政府。
4.一九三六年冬,南京国民政府来电责成我和杜聿明两人带队前往额旗取缔该特务机关,意在保护出宁夏省境。当时我任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杜聿明任中央第25师关麟征的副师长,驻防定远营。接到命令后,我们两人原计划取道定远营至东庙的沙漠路线,后因当地旗政府的阻挠,遂改由绥远白灵庙到东庙的路线前往。十二月初,我们到达归绥,傅作义主席正在为我们派车和部队准备启行,适逢“双十二”事变发生,奉命暂停前往,仍返宁夏。
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部破获额济纳旗日本特务机关1.一九三七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又派我负责取道兰州、酒泉前往额旗执行任务,其要求是:把所有去额旗的日本特务保护出境。因此,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只准我带随从人员五人,卡车一辆,作为办案力量。另外,由蒙藏委员会派一工作人员杨昌炎随行。这就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发生很大困难。当然,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取缔日特是抗日救国的前哨斗争,任何困难必须设法克服。因此,我就要求南京政府通知甘肃、青海两省政府予以协助,当蒙允准。是年四月上旬,我由宁夏到了兰州,受到西北行营副主任兼甘肃省主席贺耀组的招待和支持。
2.端阳节前由兰州到酒泉,路过武威,通过孟鍊(鍊 liàn 同“炼”)百先生在马步青处多方进言,予以便利。在酒泉驻有马步芳的一个步兵旅约三千余人,系马步芳的精锐部队,旅长为马步康。我到酒泉后拜访时,马就告我,马步芳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来电着他协助我办案,闻之甚为心喜。马步康是我临夏小同乡,又在一九三四年宁夏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拒孙(孙殿英)战役中一块共过患难,也指挥过他(当时我任伪十五路军马鸿的参谋长)。因此,彼此熟悉,无话不谈,官兵记得,影响很好,这就给我不少有利条件。
3.王德专员从二里子河潜来酒泉,向我汇报了日本特务机关当时活动情况和额旗图王对我的态度,使我知道了:
①在特务机关方面:东庙的日本特务机关部只有江崎寿夫、大西俊三、松本平八郎等十个日籍特务,还有察哈尔籍蒙汉汉奸四五十人,只有一些手枪,没有长枪,运到的200支步枪,于一九三六年冬天因库房失火完全烧掉(据称系他们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烧掉的),无线电台两部因故障未发报,敌机半月未到来,特务机关无东去迹象,他们依靠的力量就是额旗蒙古保安队。当时日特方面传出两种说法:一是绥远战事紧张,傅作义失败,日军西来,势不可挡,因此这些特务气焰嚣张,目空一切;另一是马军野蛮,捉住杀头(日本人最怕杀头),听李厅长是个军人,因此这些特务外强中干,惊慌失措。
②在旗政府方面:额旗两干蒙民分散过着游牧生活,青壮年能集中起来的不过200-300人,枪械不良,没有作战经验,图王之弟塔王受特务拉拢威协之毒较深,图王本人态度模棱,听说我带去军队很多,有点胆怕,怕马军纪律不好,重复引起回、蒙两族仇杀事件,因此决定派旗政府官员到酒泉迎接我去,另一方面派阿木戴盖带领蒙古保安队100余人到青山头(额旗与金塔、鼎新两县交界处)阻挡马家军队。
4.根据上述情况,我研究决定如下主意和措施:
主意:①对日本特务要强硬,要用勇敢果决的强制手段,对兼旗要和平,晓以利害,尽量分化。②准备军队要多,帮往军趴要少。这个意见得到马旅长的同意。
措施:①他们全旅支援,但我只带一个排官兵35人。全旅支援的办法是:通知金塔、鼎新两县接连额旗边界的居民,将所有骆驼停止远行,听候使用;这样风声传到蒙旗,从思想上迷感称压倒蒙旗及日本特务机关的抵抗。②端午节前图王派扎庆参领来酒泉欢迎我,马旅长设宴为我饯行并请扎庆参领作陪,席间马表示了全旅听候我的指挥,进旗办案、并严守纪律,不损伤蒙旗一草一木的意思。宴后扎庆参领星夜返旗,我在酒泉又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带全体工作人员50多人,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乘骆驼沿弱水河北进。
在青山头遇到了蒙古保安队,他们变阻挡为欢迎。我参加了赛马大会,并在会上讲了日本特务到额旗就要招致祸害,叫他们不要受特务欺骗,要听我们的话,协助我把日特抓起来。同时,给赛马优秀人员发给奖品—-酒、糖、挂面等物,他们高兴。当时报告有一日本特务化装蒙古人(医生),听了我的讲话后,骑着骆驼逃跑了。我当即派保安队副队长巴音肯谢格带人火速捉拿,并勉励他们不要放过这个立功的机会。当晚巴音肯谢格拿获这个日本特务松本平八郎,交获手枪一支,经我威吓之下,供认了该特务机关各情,与王德淦汇报情况大体相符。这样我就星夜兼程前进。经过察汗套海、西庙、哈尔哈(外蒙人逃来居住地方),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下午到达了东庙,我先拜访了图王和堵王,送了礼物,说明来意,作了安慰,请他们协助。这时图王们知道我后面还有很多军队到来,声势很大,他们就道出了一些日特奸污蒙妇,吃羊不给钱等痛苦灾难,我即告他转知江畸寿夫当晚来见我。
晚九时许,江崎寿夫带秘书大西俊三和一日籍司机坐汽车到我住处,我说明他们违法入境,应即时离去。江崎寿夫提出了两个问题:
①入境手续不全,派人回去补办;夏季炎热,骆驼已不能走,近因电台发生故障,飞机没有来,无法回去。
②可否同松本平八郎见一面?
我回答他们:
①补办手续不成,回去的交通工具由我负责。
②松本平八郎就交给你们,并召集所有日籍人员见面。
争执结果,他们接受我的意见,派大西秘书坐汽车接回六个日籍特务,夜十二时一律解除武器,速捕起来押 在一个帐篷之内。
七月八日带同江崎寿夫等有关人员,搜查东庙日本特务机关部及红柳窝仓库,并逮捕了五名主要汉奸,他们都没敢抵抗。这些特务内有飞行场场长、无线电台台长、报务员、测量人员、地质调查入员、医生等,都有军籍,着陆军制服。江崎寿夫幼时在日本同文学校毕业,精通汉语,说一口很流利的中国话,对中国历史研究很详,特别对唐诗背诵很多,但其迷信也极深,回途在乌蛸岭上韩湘子庙磕了头,抽了一签,情绪紧张,认为此去不得生还,其唯心观点于此亦可见一斑。这是后话。
从这批特务中,先后交获手枪、手提机关枪子弹、战刀、无线电大小两台、卡车三辆、军马、骆驼、军用地图 和一部文件(大部文件事前烧毁)。至此,经过一昼夜时间,把这批特务全部搞清。七月九日坐车经居延海(东海、西海,蒙语叫哈逊掉尔;索果淖尔)到二里子河站(距东庙120华里),据站上汇报,才知“七七”芦沟桥事变,这正巧合。
从交获文件中,看出江崎寿夫的主要任务有:
①在政治上,组织阿、额、青蒙古共和国,即将阿拉善旗颜济纳旗和青海蒙古各旗联合起来与汉、回民族对立;
②在经济上,利用弱水河资源,在青山头附近修建大型水库,作发电和灌溉之用;
③在军事上,以东庙军用飞机场为轴,以榆林、延安、宁夏、兰州、西宁、哈密为半径,轰炸这一区域的大小城市和农村。这个特务计划十分恶毒。
额济纳旗特务机关事情将完,安西特务机关事情又来。
在二里子河站接到宁夏来电,说另一日本特务机关押着满载航空汽油的骆驼100余只,从宁夏磴口县北的巴音冒堵经过定远营、古鲁乃、马鬃山去安西,着我相机办理。
我于七月十日由二里子河返回东庙,研究决定:
①七月十二日由我亲自押解江崎寿夫等十个日本特务和重要文件,乘汽车三辆取道绥新汽车路的芦草井子、石板井子,从公婆泉(即马鬃山)的东南行经金塔县的红柳大泉到酒泉。
②同日将五名汉奸和军用品等,,由随来的部队押乘骆驼,仍循原路返回酒泉(当时酒泉至东庙间不通汽车)。
③将该机关部其余汉奸和军用马匹和行政用品等物,统交当地旗政府接管。
④西来的另一批特务,候我们到酒泉再去人堵截。
当时所以作出这样决定,是一则因为时间过长,会被日特和蒙旗知道我们后边再没有军队,怕发生意外,二则因时值古历六月间,沙漠气候很热,日籍特务坚决不愿骑骆驼。
我乘汽车押解日特在戈壁滩上走了四天,安抵酒泉,其另一驼队也于七月二十日后安全到来。
5.我到酒泉后和马步康旅长商量,又派随员及军队前往古鲁乃堵截第二批日特,又捉获横田等日籍特务三人及回、汉汉奸并满载航空汽油的骆驼一百余只。原来这批特务是到安西设立军用航空站的。横田是该处特务机关长(中将)。他们的任务是:与希特勒的敌机在安西联系,是德、日航空联络点。其目的为切衡中苏国际交通,内而包围中国,外而进攻苏联和蒙古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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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批特务中发现了一个线索,引起了一个波折,这就是青海阿訇问题。因为这次捕获的回奸中有一个青海阿訇,据说是马步芳的亲信,但此人到酒泉后就不见面了。我要追查此人,马步芳不满。同时马步芳向我要交获的枪械子弹和其他用品等,我便拒绝,这就发生双方争执,阻碍我行。这样就在酒泉呆了一个来月。经贺耀组协商结果:
①不追究青海阿訇事,枪支、子弹、汽油、骆驼等准予拨交马部使用。无线电台、卡车和文件一律带兰。
②由西北行营派宪兵和汽车队到酒泉迎护我们。
6.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返抵兰州。将十三名日本特务和五名汉奸并车辆等品点交行营,由两个特务机关长河崎寿夫和横田签了名,办清移交手续。
这时正值“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全国民气沸腾,甘肃人民目睹这般特务,万分愤慨,闻我离兰(九月十日)返宁后的不几天,这批日特十三人和汉奸五人一律在兰处决,大快人心。
这次办案经过和有关文件,我在邓宝册先生家中都向谢老作了汇报和呈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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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听邓宝珊先生说,西北行营在兰州安定门外行宫执行日、汉特务死刑时,天将黎明,就被德国大特务蔡宁(兰州天主教主教)所发现。由此可见,当时日、德勾结的紧密和各地外国教堂进行间谍活动的罪恶阴谋。
资料来源:
《甘肃文史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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